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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20-01-11 15:49:22 阅读:42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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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bin游戏客户端下载,王贻芳

    45分钟的采访,正襟危坐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表情严肃,唯一一次露出笑容,竟然是谈及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建设时所遇到的困难,“困难天天都有啊。比如工程的土建:塌方、浸水、有工人甩手不干、春节以后工人不回来,该开工的却不开工,设备坏了,天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。但所有的问题都要面对,都要克服”。

    王贻芳一直力推cepc(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),项目计划2022年开建,预算高达360亿元,因此伴随着不少争议,王贻芳说:“窗口期只有10年,现在是建设的最好时机。”

    “科学当然需要有成果,但我所说的成果,不是大众眼中那种能够立竿见影的成果,而是应该交由专业科学家群体来判断。”王贻芳说,“360亿元看起来很多,但其实,全中国所有粒子物理学家10年的经费主要都在里面了”。

    文、图/广州日报

    全媒体记者 武威、张丹

    王贻芳的黑眼圈比3年前记者见到他时加深了不少。他说,现在有两大目标有待完成:“第一要把江门中微子实验做完,我认为它很有可能解答很多物理问题;第二是推动建设‘希格斯工厂’(cepc),因为我认为最有可能突破标准模型的地方就是希格斯粒子。”

    现在是建设cepc最好时机

    希格斯粒子被称为“上帝粒子”,是赋予宇宙中基本粒子质量的根源,而“cepc的科学目标就是研究希格斯粒子的性质”。

    王贻芳说,希格斯粒子虽然被发现了,但它的性质有很多不确定性和疑问,这些疑问和超出物理模型的新物理是密切相关的,“我们知道标准模型不是一个终极理论,它有很多问题,这些问题绝大多数都和希格斯粒子相关。”

    “对中国来说,这是一个机会。”王贻芳认为,有三大理由支持他推进cepc项目,“第一是这一项目的科学目标重要;第二是国际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有利,使得我们有可能在重大发现的时间上提前;第三,中国有这方面的基础和技术积累,能做这方面的事情。目前是我们推动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最好的时机,时间窗口不会超过10年,我们应该抓住。”

    但cepc仍存不少争议。最著名的反对者就是杨振宁,2016年,他曾发表了一篇题为《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》的文章。

    王贻芳说:“如果顶级科学家之间有异议,那我选择听大部分人的,选择听顶级科学家中正在一线工作的人的。目前来看,全世界粒子物理学家中的绝大部分人同意,希格斯粒子的研究是未来发展的最好窗口。”

    “科学当然需要有成果,国家不可能投钱进去,最后一点都不问你有没有成果。但不同的领域所产生的成果,需要有专业的判断。”而谈到cepc的未来,王贻芳非常有信心,他认为,未来粒子物理的发展需要理论物理学家提供一些指引,但所有实验计划,仍需要实验物理学家制定,“我们的方案是务实的,有具体的科学目标,具体的实验方案,也有发现新物理的巨大可能。”

    “大家不要太悲观”

    “如果你做的事情有创新,有特别的地方,那一定是大部分人没有想到的,有人反对很正常,这需要时间证明。”王贻芳说,做任何创新都需要冒险,这就需要平衡风险和收益,“我们对经过30年的发展所积累的高能物理人才有充分的信心,刚开始做大亚湾项目的时候,全中国懂中微子实验的不超过5个人,而现在我们有几百人,所以大家不要太悲观。”

    王贻芳介绍,cepc项目所涉及的技术门类很多,包括机械、真空、微波、电子、超导、磁铁、芯片等二三十种。这些技术我国已有相当的积累,但做cepc则还需要往前走一步,在技术上实现跨越。他的计划是,先做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,如果有重大成果,cepc还可以升级,这在设计方案时就已经考虑到了,将来可以在同一个隧道中做质子加速器等多种选择。“先从电子开始,将来有可能时发展成质子,这是稳妥和激进的平衡”。

    针对cepc投入过多的疑虑,王贻芳回应说:“cepc的建设要耗费10年时间,第一不会挤占任何人的经费,第二即使全部国家投入,也不会让不同学科的投入出现畸形。相反,它将把投入比例带回到比较正常的范围之内。说起来我们360亿元很多,但其实我们全中国所有粒子物理学家10年的经费主要都在里面。我们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来组织科研活动,从总经费来说,我们不会改变不同学科的比例。”

    “cepc建设一方面依据我们的专业水平,另一方面还需要国际同行的判断和帮助。这是国际大型科研设施的通用办法,尽管项目有一定的风险,但我们都做了风险评估控制计划,用专业方式来管控风险。”王贻芳进一步表示。

    科学无国界也无止境

    在漫长的科研生涯中,王贻芳最激动的时刻是1998年日本超级神冈实验 (super-k)发现大气中微子存在振荡现象,他说:“科学史上的少数发现永远是激动人心的,每个参与的人或没有参与的人都会感到分外激动,无论它是否自己的发现,只要是我研究的领域出现重大的科学突破,我都会由衷地为此高兴。”

    王贻芳说,如今在诸如高能物理这样的“大科学”领域,几乎100%都需要国际合作,变得越来越无国界,但国家的学术领导力确实最为核心,“基础科研最终不可能依靠一个国家来做,你如果想证明自己的项目是好的,就必须能吸引全世界科学家来我们这里做。就必须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办事。高能物理的研究至少都要花一二十年的时间,对于科学家来说,这差不多是他1/3的学术生命。他愿意把学术生涯放在这里,就证明它是重要的。作为项目的承办国家,如果不具备学术领导力,那么项目就不可能成功。”

    “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,未来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肯定还有,但我无法预言什么时候发生在哪个地方。可如果说科学的发展要停止了,那历史上证明,这样的预言从来就没有对过。我们不要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来预言,科学到此停止。”王贻芳总结说。

    基础科研还应加大投入

    谈到中国的基础科研,王贻芳也有自己的看法,他认为目前国家对于科研投入还有提高的空间,“特别是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,应该占到r&d总经费的10%~15%,但事实上我们只有5%,我认为短期内有一倍的增长空间是合适的。”

    王贻芳进一步说:“即使在这5%的投入中,我们对于大科学领域的投入也是偏少的,特别是基础的粒子物理和核物理比例偏低,在我国大学物理学的二级学科中,粒子物理、核物理以及天体物理的投入能占到10%就不错了,而在国际上大部分研究型大学,这方面的投入却是30%。”

    “过去我们对基础科学采用‘拿来主义’的方针,投入贡献较少,未来我希望国家能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,让中国能产生更多的基础科研成果,来为国际社会的基础科研领域做出更大贡献。”王贻芳说,中国和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还有差距,特别是基础科研的大科学领域就更差一点。

    愿年轻人好奇心莫“衰变”

    谈到年轻的科研工作者,王贻芳幽默地表示,希望他们对科学的好奇不要“衰变”,“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有一个目标。但终极的目标是由对科学的好奇心与热爱驱动的,如果没有热爱,那么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,就很容易逃避,只有对科学的热爱,才会驱使你迎着困难往前走。那些绕道走的人只会糊弄,发点小文章,于是各种各样的学术问题就都会出来。”

    王贻芳说,作为科学家就要有追求,追求的应该是重要的科学发现,而不是追求发几篇小文章,有一个好的地位,“真正想把事情做起来,才是最重要的。别人发的文章影响因子高,暂时得到的好处多,就由他们去吧。最终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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